4月8日，阿联酋感染总数上升至2659人，新增300例；治愈总数239人，新增53例；死亡总数12人。

七点起床往楼下一看，有人在遛狗，挺早的。这两天楼下有警察（有时是便衣）在查出行的人是否申请了出门许可，查到违规的，罚款3000迪拉姆（今日汇率：100迪拉姆=193.33人民币）。与之前的模糊不同，迪拜警方开始明确说不。对于是否能遛狗或锻炼的提问，迪拜警方表示，它们不属于生活必需，不能作为申请许可证的理由。

 

这几天还有一个问答引起了广泛关注。有人问：“我有两个老婆，我从这个老婆家去另一个老婆家，需要许可证吗？”这样的疑问很符合外界对阿联酋本国人多金多妻的印象。迪拜警察局交通局局长回答：“如果你不想去那个妻子家，宵禁是你最好的借口。”

 

消毒宵禁开始后，鸟儿叫得越来越欢了。同样一早就在忙碌着的，还有湖对面在建大楼工地上的工人们，七点过后，一辆中巴又运来了一车的工人。晚间宵禁后第一个早晨，我站在阳台上看到楼下街道仿佛停滞了的同时，就发现对面的工地上巨大的塔吊仍旧运作着。

 

获得许可的建筑部门也属于员工可以24小时不受限制外出工作的重要部门。官方称，参与如修桥、修路、和大多数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工作人员都不需要许可就可以外出工作。

 

4月6日看到新闻，因为疫情爆发，有20000巴基斯坦工人表示希望离开阿联酋回国。“这些工人中有一些失业了，还有一些只有旅游签证。有超过100万巴基斯坦人在阿联酋生活和工作。……阿联酋开始了全国范围的宵禁，暂停了客机航班，最大城市迪拜封城。从3月31日开始，一些社区被封锁，包括有许多巴基斯坦人生活在内的人口密集的社区。阿联酋航空和伊蒂哈德航空为一些想要回国的人开放了出境航班，但巴基斯坦不包含内。”（摘录并翻译自The Media Line）。

 

第二天就看到海湾新闻报道Flydubai（迪拜的一家廉航）开售飞往巴基斯坦的机票，但巴基斯坦大使馆提醒在阿公民不要购买，因为巴基斯坦不允许国际航班入境。

 

迪拜中文媒体“迪拜人”做过一项《疫情下，迪拜华人最近过得怎么样》的调查，其中一项是“最担心什么？”有一位个体经商户回答：“最担心迪拜劳工圈的疫情情况，他们这人群很重要，是迪拜生活的枢纽，担心他们之中有感染者带病工作，而出现社群感染。另外如果这个低收入群体无法工作，还担心会引发一些治安问题。”

 

在这家媒体对疫情封锁区的报道底下，有华人留言：“那边住着好多印巴劳工，如果感染了也真可怜。我在市中心的酒店，前几天去附近的大超市，那些印巴员工的口罩是纸做的。迪拜的老板也太黑了。他们除了弱势也可能成为最大的传染源。旁边药店有口罩卖。我拿了几个口罩给他们，如果大家有多余的口罩，也力所能及给点他们吧。”

 

2019年，通州媒体报道了一水电工丁某因多次非法组织工人去迪拜务工而受审的新闻，“工人到达迪拜以后，因为没有工作签证无法合法务工，为逃避移民局检查，周某夫妇等人经常让工人躲藏或到阿曼、巴林进行“飞签”（短暂出境后再入境），以此延长滞留期限。其中47名工人因讨要说法及薪水，被迪拜移民与居留检察院逮捕，后被遣返回国。至今，周某夫妇及丁某未能退还工人的押金。”大量外籍的劳工（以印巴劳工居多）支撑着迪拜的繁荣，而上述情况在劳工中是常见的。

 

早有媒体和人权组织关注迪拜劳工的生存状况。“在迪拜，超过30万劳工居住在索纳布尔的劳工营。劳工们乘坐拥挤的巴士在工地和栖息地间往返，在沙漠的高温下工作12个小时左右。”“迪拜外来劳工宿舍大同小异，异常拥挤。” “劳工们的死因多为热衰竭、工作过度和自杀。”2007年，外国劳工曾因不满收入太低而上街游行，当局下令驱逐示威劳工出境，永不得返回迪拜。2019年，商业与人权资源中心（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Resource Centre）网站上一则题为《对外籍劳工的虐待使迪拜成为令人质疑的旅游地》的评论中说，人权组织的报告称，尽管这几年情况有所改善，但改革后的法律仍然允许雇主向工人收取招聘费并将其计入欠款。

 

另外，这两天国际劳工组织发布报告称，全球33亿劳动力中，约81%的人目前受到全部或部分工作场所关闭的影响。报告称，全球有12.5亿劳动者受雇于被确定为面临“急剧和毁灭性”的裁员增加以及工资和工作时间减少的高风险部门。

 

于是，在特殊时期，工人们被以这样复杂的心情“牵挂”着。疫情才出现时，就有朋友说：“我们家打扫卫生的菲律宾人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就问我要点药吃。她们一般不去医院，因为她们没有医疗保险。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些人。”我们告诉她，新冠病毒感染者的治疗在阿联酋是免费的。后来，阿联酋政府宣布不论国籍，只要人在阿联酋，治疗都是免费的。3月25日，阿联酋政府宣布，对于居留签证和劳工许可证过期的劳工和家政服务人员，将免除其体检费用，并自动续签其签证和许可证。该声明强调，自动续签仅适用于在机构内工作的劳工和家政服务人员。

 

搜索谷歌新闻，除了上面提到的，第一页上关于工人的最新新闻还有：27岁的尼泊尔工人被判服刑五年，去年，他酒后在劳工宿舍加入一场打斗，最终导致一名同事死亡。服刑期满后他将被驱逐出境；迪拜上诉法院已下令保险公司向印度喀拉拉邦的工人支付200万迪拉姆的赔偿金，这名工人去年年初工作时驾驶混凝土搅拌机（他并不是搅拌机操作工）遭遇事故受伤；一名巴基斯坦雇主向警方报告说他的巴基斯坦工人威胁要杀死他，据他称这名从公司逃出去的工人经常在同事中挑起事端并酗酒，“他问我要护照，我告诉他他的护照在别的职权部门，不在我这里。”

 

最近我才想起我第一次知道迪拜劳工是在数年之前。应该是2014年左右，那时英国文学杂志《格兰塔》的中文版在国内出版，朋友送过我前两册，其中有一篇写去迪拜务工的印度劳工的小说，题目和作者我都不记得了，但故事依稀记得。两个老乡刚到迪拜就耳闻有劳工同胞意外伤亡却没有得到应有的赔付，结局是其中一个意外坠楼，另一个接受了老板的封口费后回到了自己的家乡。那个时候印度和迪拜对于我来说还都是完全不相干的地方。

 

后来我去过两次印度，现在又生活在迪拜。但小说里的那样的人物依然在远处。湖对面的那栋楼正一天天悄然成型，在巨大的塔吊底下，我只看得清工人戴着橙色安全帽，穿着反光背心，日夜移动着。